在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，有一座造型别致的白楼，因为形状酷似一艘船，被称作“船楼”。这艘船从1920年启程，迄今为止，已经在时光的长河里航行了103年。楼前立有一块石碑，上面镌刻着“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——京华印书局”字样。楼内正在施工，作为京华印书局旧址的百年老楼修缮完工后，将成为展示中国近代印刷史及新文化运动史的文化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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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)
楼内首现木轨电梯
在闹市街边历尽百年沧桑的京华印书局大楼，平面布局呈不规则矩形，兼具古典与现代特征，新颖独特，前卫典雅。
形似轮船的京华印书局
由于主要功能为印刷厂房，大楼采用了大跨度空间的钢筋混凝土梁柱结构，以便放置机器设备。屋顶檐口的正中砌凸形女儿墙，突起部位镶有大钟。大钟从德国进口，为机械运行，每两周人工上弦一次。大楼顶层南边和北边的平台犹如轮船的前后甲板，凸出的小屋好像轮船的标志塔，从东边遥望这座大楼，宛如一艘在波浪中航行的轮船，因而被称作“船楼”。而楼内垂直运货的木轨电梯，在京城尚属首部。
京华印书局外景
鲜明的欧式建筑风格，使人们误以为大楼的设计者为外国人。实际上，这座“船楼”的设计者是地道的中国人，他叫傅佰锐。出生于清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的傅佰锐，少时在家乡读私塾，后考入广东同文馆第二期学习。1895年，傅佰锐被广东地方政府派往英国学习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留英学生之一。他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英国的语言文学及建筑学，获得两个学士学位。在十九世纪末期，清政府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基本都是汉族，满族人极少，因为生活条件优越的满族人不愿冒险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学习，而满族出身的傅佰锐是个例外。
京华印书局一角
1903年，傅佰锐学成回国。他进入清朝工部工作后，设计了多处欧式风格的建筑。除了“船楼”，还有北京动物园大门，大门内东、北、西三面相连的两层小楼，西北边的畅观楼；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校舍、教学楼、图书馆、礼堂等。当年，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拍摄影片《早春二月》时，曾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的那组建筑用作主要背景。这些构思巧妙的设计，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京华印书局文物保护单位石碑
在对西方实业和建筑进行考察研究的基础上，傅佰锐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文明的主张，但未得到朝廷的认可。由于精通汉语、英语、满语、蒙语、藏语等多种语言，辛亥革命后，傅佰锐曾供职于蒙藏委员会，并于1922年出任北京蒙藏学校代校长。1926年，傅佰锐病逝，年仅51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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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船楼”权属几经变更
“船楼”投入使用后，京华印书局在原有的平版印刷设备以外，又增添了铜锌版、珂罗版和绘图等新型设备。除了印刷一般书刊，还承印了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学术书刊，并为故宫博物院印制画刊。民国政府成立后，测绘出版的第一幅北京城区全图——《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》，就是由内务部职方司测绘编制，京华印书局于1913年代印的。图上绘有方格网，注明“每方格代一华方里”。此图不仅标明了明清时期的古建筑，对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邮局、学校、寺庙、医院、水井等，也以不同符号进行了标注。由此可见，京华印书局的印刷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准。
《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》（局部）
由于众多文化名人的著作在此付梓，京华印书局声名远播。当时流行一种说法：“南有商务（上海商务印书馆）、北有京华（京华印书局）。”京华印书局在北京，乃至全国，都属于实力雄厚的一流企业。“船楼”内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，职工达到400多人，厂外还有若干加工点，企业进入鼎盛时期。
京华印书局内部优美环境
新中国成立后，京华印书局几经权属变更，但“船楼”风采依旧。2003年，京华印书局被确定为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21年，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。京华印书局的船形大楼修缮完工后，将成为书香浸润的公共文化空间，京味儿作家的文学讲座、文史专家的古籍知识讲座、木版印刷及古籍修复演示、传统文化沙龙等，将使那里成为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场所。
文字：岳强
图片：资料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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